我判决终于到手了，除了三年六个月的刑期，并没有剥夺政治权利。我没有选择上诉，我对上诉存在着偏见，在他看来，上诉就像人生中无数个泡沫里其中一个，是你抓不住的绚丽，但你又不能说这个东西没有用。

我的不上诉的决定给别人产生一种非常奇怪的印象，既不认罪也不上诉，从逻辑上是非常混乱的，按正常人的做法是要么认罪减轻处罚，要么不认罪上诉争取一线生机，于是他们主观的认为是被关傻了。只有我知道自己是多么清醒，如果选择上诉只不过是多开一次庭，多受一次羞辱而已，二审的作用类似于律师是传话筒的道理一样。

在我等上诉期过去的十五天里，土豆有一次会见回来神情凄凉，他说他妻子从上海回来了，他们隔着会见室的栅栏，妻子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忍不住哭了，他不停地劝，怎么也劝不住。土豆说着说着忍不住眼圈红了，他握着我地手说他既心疼老婆，但更心疼自己儿子。他有两个孩子，女儿十五岁，另一个儿子刚满有两周。

土豆边说给我看他儿子的照片，小男孩长得像小号的土豆，圆嘟嘟的脸很可爱。土豆对着他儿子的照片说：“也不知道他妈能活多久。如果他妈死了他就是孤儿了。”我见他如此伤心，就跟他说一些：“一切都会过的。”等太平方子的话，这话我自己听上去都觉得非常勉强。

事实上，土豆需要的只是倾诉，不是安慰，他是个明白人，他说自己有段时间不想活了，但又怕妻子死了孩子没人照顾。土豆的老婆是胆管癌，开刀的时候已经扩散。土豆停了一会儿，自我安慰的又说日本出了一种新款的靶向药，他老婆或许死不了。

没有来监狱之前，我就好像一个人怀揣着独行山间小道的恐慌，到了监狱，我发现小道尽头还有一户人家的灯光。至少从床的角度来看，监狱就要比看守所强很多，虽然我在看守所睡头板，但那是开放的床板，我可以挪过去，别人自然可以挪过来。在投监之前的这段日子，我反复问有经验的犯人，监狱是不是一人一床？有过监狱生活体验的犯人笑眯眯的告诉他，一人一床，还有橄榄菜。“橄榄菜？”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开心地差点笑出声来，橄榄还能做菜？光听名字，就足以让人产生美好的想象了。

当然，仅凭着犯人的介绍还不足以让我彻底放心，就象犯人嘴里的建国七十周年大赦并没有出现一样，直到到了监狱，分到床铺以后，我才相信了这里真的是一人一床。虽然是叠床，一张床也就五十公分宽左右样子，躺着往里侧一转身子一条腿的膝盖还会顶到墙壁，但毕竟这是一张完整的床铺，再也没有人睡觉时将胳膊搁到我的胸口，而看守所人多的时候，犯人们在大床板上睡觉都是头脚相对，象榫卯一样楔在一起，以致有人夜尿淌过人肉的河流，回来却找不到自己的铺位，双方就此跳起来大打出手。

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了，这个洞穴仅属于我一个人。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头冬眠的熊，或者一头野猪，我想象自己无限满足地蜷在洞穴的深处，象在温暖的怀抱里，这种环境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给予我极大的满足，现在我只需把背对着床沿，就可以在这个洞穴里一个人哼哼了。我翻了一个身，床铺纹丝不动，床架是焊死后用螺丝打进墙壁里的。这里的每一堵墙都由钢筋水泥实心浇筑，即使是来一场地震，它们也会象堡垒一样岿然不动，从这个层面说，监狱才是最安全的庇护所。

昨天进来的那一刻，我就观察过了建筑结构，我以专业的眼光挑剔着布局上的纰漏：这些标准化的监房的外表都象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长得象一只巨大的哑铃，所有的楼高都是三层，一楼是大厅，二楼三楼是监舍，房子的两端有突出的圆形的建筑，分别是狱警的值班室，装备室，会议室，上下楼梯在哑铃的两端，值班室的窗口可以同时充当着了望窗和射击口，前后两幢房屋之间是用四米高铁网围出来的小操场，小操场靠近一长溜盥洗台边有个小型“泳池”，那是犯人们洗碗洗澡的蓄水池。外场地充分暴露在两只哑铃的火力夹角之内，没有死角。二楼和三楼每层有十五间房，每间房都有八张的叠床。

来监狱的前一夜，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彻夜难眠，思绪万千，有的人在梦中哭泣。最开心的还是那些职业盗贼，他们大多数人刑期不长，没有减刑的希望，所以抱着一副度假般的坦然和回家般的安详。这一夜，我是在睡睡醒醒中做着乱七八糟的梦中度过的。睁眼时，看守所墙上的时钟还指向五点，头顶通气天窗外的天色依旧黑蒙蒙的一片，一位值班的工作人员睡眼惺忪的走过来，用手铐在铁门的栅栏上“当当当”敲了几下：“都起来了，要出发了”。

犯人们从床板上一蹦而起，这边一踢，那边一脚，今天他们可以不用折被子了，他们将被子踢到角落里。接下来依然是手忙脚乱的洗漱。大约半个小时后，门外走廊传来小推车滚动的声音，早餐来了。

犯人们依次排好了队，今天的早餐是两个鸡蛋，犯人们将手从铁门栅栏里伸出去，门外伙房负责分饭的“长人”今天也和气，松弛下来的嘴唇勉强遮住了龅牙。轮到

我的时候，长人用勺子往我摊开的掌心兜了两个鸡蛋，我对长人说：“长人，有机会外面见啊。”

长人淡淡看了我一眼，并不言语，这样的套近乎他早已经司空见惯，长人又兜起两个鸡蛋，我连忙伸出另一只手去接。鸡蛋都是刚煮出来的，我“嘘嘘”地将四个鸡蛋在手心里翻来覆去。这一刻我成了其他犯人嫉妒的对象，边上一位犯人酸溜溜地说：“这有啥，到监狱里鸡蛋吃不完”。边上另一位顶了他一句说：“那也要看谁，混得好才吃不完。”

“你怎么知道我混不好？”两个人吵了起来。“

我没有搭理他们，自顾坐在床沿剥了一个鸡蛋，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刚剥出来的烫鸡蛋有股诱人的香味，在外面时，我并不吃蛋黄，担心胆固醇太高，现在我不仅吃完了蛋黄，还拿起蛋壳看了看。剩下两个鸡蛋我揣进上衣兜里。当然，吃两个鸡蛋并不能算得上饱，但一天的蛋白质已经足够了，剩下的鸡蛋沉甸甸的顶着我胸口，让人感觉踏实。

投牢的犯人是没有行李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几天前送人了，我只给自己留下一本英语和一件羊毛衫，英语已经翻烂了，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注释，羊绒衫手感柔软细腻，象女人的皮肤，是当年一位有求于我的人的礼物。

我又在垃圾桶里捡起一只空饮料瓶，这些年我前列腺有了些毛病，如果路上尿急，就把尿滋在这个瓶子里。灵感来源于看守所一位老犯人的教导：“在里面，没有无用的东西，只有暂时用不到的东西，东西宁可不用，不可没有。”这句启蒙的话给我后来的劳改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