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型核潜艇的出现，奠定了中国海军在核时代的战略地位。

到二十世纪五零年代末，中国已经建成了以战略轰炸机、战略型核潜艇与洲际弹道导弹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核战略体系，而这也是核时代的标准战略打击力量，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塑造了一个追赶目标。

虽然中国海军的战略型核潜艇出现得最晚，而且在初期的威慑力最差，但是潜艇所特有的隐蔽性，赋予了其最强大的生存能力，因此战略型核潜艇成为了“三位一体”核战略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战略型核潜艇的地位将超过战略轰炸机与洲际弹道导弹。

到二十世纪末，中国拥有的战略核弹头中，有三分之二由战略型核潜艇携带，战略型核潜艇不仅仅是最强大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还是最强大的战略核突击力量，承担着最为重要的战略威慑任务。

必须承认，顾祝同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

甚至可以说，没有顾祝同的话，中国海军就不可能在大战结束还不到十年的时候就拥有了战略打击力量，也就不可能获得足够高的战略地位。如果战略核潜艇没有诞生，那么中国的核力量必然会被空军垄断。

显然，海军将因此丧失战略军种的地位。

有趣的是，战略核潜艇的出现，加快了陆军的没落速度。

从时间上看，洲际弹道导弹先于潜射弹道导弹诞生，而且更早就形成了战斗力，在六零年代末之前，都是与战略轰炸机同等重要的战略打击力量。要到七零年代末，也就是第一枚射程超过八千公里、能从西太平洋直接打到德意志第二帝国本土的潜射弹道导弹诞生，战略型核潜艇才拥有了真正的实战价值。原因很简单，配备这种潜射弹道导弹的潜艇。不再需要前往西北印度洋与北大西洋，只需要在中国本土附近海域，主要是南海与西太平洋巡逻，就能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本土构成威胁，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反潜力量根本无法对这两处海域里的中国潜艇构成威胁。

由此可见，在七零年代末之前，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性在战略型核潜艇之上。

问题是。陆军并没有因此获益，反而成了受害者。

主要就是。洲际弹道导弹部队被划给了空军，而没有归属陆军。

这件事，直接导致了中队的军种大换位，陆军不但因此丧失了与海军并驾齐驱的地位，甚至连空军都比不上。

这种变化，即有现实因素，也有军兵种矛盾所产生的影响。更有一些巧合因素。

在决定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的归属权的时候，空军自然是竭力争取，因为这意味着空军将掌握中队的所有战略打击力量。虽然海军还没有获得战略打击力量，但是潜射弹道导弹与战略型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即海军的战略地位已经有所保障，所以也很乐意让空军掌握洲际弹道导弹部队。

结果就是，在空军与海军的联合打压下，陆军根本应付不了。

在顾祝同的第一届参谋长会议主席任期内，用于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资金就主要由空军提供，即从空军的经费中划拨。虽然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间。由张渊担任参谋长会议主席的时候，局势有所变动，陆军掌握了主动权，而且一度在争取战略打击力量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可惜的是，一件意外事故，或者说是一次纯粹的巧合，让陆军与战略打击力量失之交臂。

这就是，第一种远程弹道导弹的首次试射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安全事故。

在这次试射中。导弹升空后就因为主料箱破裂而坠地爆炸，导致在场的数百名科研人员与军队代表丧生，其中就包括中国的首席导弹专家钱光耀教授。以及陆军导弹部队司令江翰涛上将。

关键不是试射失败，而是这两个重要人物。

钱光耀的意外丧生。直接导致中国的导弹工程、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延迟了数年之久。

可以说，如果钱光耀还活着，中国很有可能在一九五五年制造出第一枚射程达到五千公里的远程弹道导弹。这个射程，足够让导弹从中国西北地区打到德意志第二帝国本土的东部地区了，也就够得上洲际弹道导弹的标准。也就是说，只要在一九五五年研制出来，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就将在张渊的任期之内成立，因此该部队也就会被划归给陆军，使陆军拥有战略打击力量。

相对而言，江翰涛更加重要。

这就是，江翰涛是陆军战略打击力量的主要建设者与推动者，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张渊之后的陆军参谋长。可以说，正是在他的推动下，陆军才对洲际弹道导弹充满了兴趣，也花了大本钱。没有江翰涛的推动，陆军在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分歧，因为有很多将领认为，即便没有战略打击力量，陆军依然是中事力量的核心，因此应该集中精力解决更加紧迫的问题。

这起事故，导致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在一九五七年才研制成功。

此时，担任参谋长会议主席的已经是骆崇明大将了。

虽然骆崇明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顾祝同与张渊，毕竟空军的历史较为短暂，在军内的地位远不如陆军与海军，比如空军司令是元帅，而陆军与海军司令是大元帅，但是骆崇明非常巧妙的利用了陆军与海军的矛盾，并且通过资助海军发展潜射弹道导弹，获得了顾祝同的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