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时候，中国当局产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认识。这就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局势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最为有利，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军事政治同盟与无偿军事援助远远不够，即便因此大幅度压缩了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使对手遭到严重削弱，也无法创造最有利的发展环境。

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关键在发展，而不是压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发生在日本与英国的事情就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战前，日本一直将中国当成头号竞争对手，甚至不惜放弃称霸世界的野心，开始积极与美国合作，意图彻底击败中国。发生在一九三三年的中日朝鲜战争，更加增强了日本民众的仇华心理。在军国主义的教唆下，到大战爆发的时候，日本民众已经极端仇华，把中国当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当时，在日本国内，仇华与排华反映在各个层面上，即便是国民基础教育也不外如是。这种情绪，在大战中体现得非常极端。日本战败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开始帮助日本进行战争重建的时候，遭受蒙蔽的日本民众逐渐认识到，中国不但不是仇敌，还是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恩人。结合一些其他政策，到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已经是中国众多邻国之中，最安分守己的国家之一。在大战之后，日本更是成为了中国在西太平洋上最重要的盟国，而且是中国本土防线的组成部分。

英国与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英国从来没有把中国当成仇敌，但是正是中国给予的无偿援助，让数千万英国人认识了中国，也让数千万英国人开始信任中国，把中国当成最值得信赖的盟友。结果就是。英国在战后坚持奉行亲华政策，成为了中国在北大西洋上最坚固的桥头堡。虽然英国的亲化政策有利己因素在里面，即只有与中国结盟，才能够跟德意志第人帝国抗衡，也才能够保住英国的强国地位，使英国在保持性的同时，成为欧洲与北大西洋地区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在绝大部署英国民众心里，中国依然是友好国家。是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朋友。

这个认识，推动中国当局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出台了一项极为宏伟的计划。

这就是，在大战结束之后，立即着手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国家恢复经济建设，让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旋律。

第一个提出这种想法的是冯承乾，而将其变成事实的是顾祝同。

早在一九四五年。冯承乾就在高层会议上提出，应该在战后以发展为主，并且通过援助帮助所有国家走出困境。

只是，冯承乾的目光太长远了一些。

要知道，一九四五年的时候，谁都不知道大战会以什么方式结束，更没有人知道大战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中队还没有攻上美国本土呢，因此在这个时候谈论战后的事情，还是无差别的对外援助。显然太早了一点。

只是，冯承乾的主张并没有因此而被埋没掉。

随后，中队在战场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英国投降，中队攻上美国本土，都预示着战争将以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形式结束，而帮助日本与英国进行重建，也让中国认识到了发展的重要性。

到一九四七年底。中国当局在战后的对外援助问题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分歧了。

当然，这并不表示没有分歧。

最大的分歧就是。要不要援助像德意志第二帝国这种，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注定要成为中国对手的国家。

当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高层的分歧非常大。

显然，大部分人都认为没有必要援助德意志第二帝国，因为这等于帮助敌人，即便是一向较为开明的刘伯恩也认为，如果通过经济援助让德意志第二帝国发展强大，就等于是在为自己树立敌人。

只是，冯承乾一直坚持，援助不应该划分对象。

争论持续到一九四八年底，一些事实让其他领导人认识到，帮助德意志第二帝国渡过难关也非常重要。

关键就是，如果德意志第二帝国得不到援助，会产生什么变化。

显然，德意志第二帝国不会甘于没落，而会用其他的方式来维护国家利益，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机会。如果得不到中国的援助，无法让经济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唯一选择就是扩大势力范围。可想而知，整个欧洲、至少是整个欧洲大陆都会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铁蹄下颤抖，饱受战乱之苦的欧洲不会得到喘息机会，近两亿欧洲人将再次遭受战后摧残。

事实上，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中国离欧洲足够远，与欧洲的经济关系也算不上紧密，因此欧洲的战乱对中国没有直接影响。

问题是，能够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抗衡的欧洲大陆国家、比如法国与俄国，均已战败，英国又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元气，也就无法平衡欧洲大陆的战略格局，意大利根本不可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抵抗。

这样一来，欧洲大陆很有可能迎来第二个拿破伦时代。

这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欧洲大陆统一在自己名下，从而使欧洲成为一个整体。

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个时代不会持续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