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残疾学生身边忙来忙去的还有他们的家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由家长送来的。这很好理解，那些四肢健全的孩子参加升学考试，还都要家长护送哪。有时等候在考场外的家长比考场里的学生还多，因为有的家庭双亲或更多的成员一齐出动。即或智商不错的小伙子、大姑娘去大学报到也要家长陪伴。他们躲在荫凉地方吃冰棒、喝汽水。替他们站在太阳底下排队，领表、填表、交费的几乎都是家长。时代变了，老小的位置也可以颠倒，“孝子”为什么不可以解释为老子孝顺儿子呢？何况我们的学生都是伤残人。他们的家长跟那些考上大学的学生的家长，心情又不一样。忧多于喜，紧张不安，对自己的孩子不放心，对我们的学校也不放心。从外地来的学生家长几乎都要在学校附近的旅店里住了下来，他们要看一看，尽量对自己的孩子再多照顾几天。他们坐在教室的窗户跟前或站在平房的墙根下列席了开学典礼，明天学生就要正式上课了。不论他们放心还是不放心，也不准进教室旁听，都该回家去了。心急的已经买好了今天晚上的车票。明天走的也得在今天晚上跟孩子告别，再千叮咛万嘱咐一番。每个家长离去也都要找到我千恩万谢一番，无非是希望我对他的孩子多加关照。我全都答应着，说着千篇一律的客气话。其实谁是谁的家长，姓谁名谁，我大都记不住。这两天我手忙脚乱，昏头转向，一下子哪能记住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家长的名字呢？

但是，当于青陪着一个中年妇女来向我告别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猜出那可能是她的母亲。女儿在开学典礼上出了一下风头，也给当母亲的脸上涂上一层光彩，暂时盖住了因长年焦虑和愁苦所形成的那一层灰。我领她们回到办公室。照样是可以理解的谦卑和客套。这些家长们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养着个伤残的儿女。最看不起残疾人的也许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属。面对于母的谦卑，感到尴尬的却是我。她为什么像其他家长一样也认为非得求别人的施舍与照顾呢？他们的孩子心里怎样看待这一套？

我想赶紧把谦卑和客套岔开。从我嘴里说出的仍然是一些没有多大意思的应酬话：“于青很聪明，歌也唱得不错，大家都很喜欢她，您尽可以放心。”

想不到于青的母亲突然哭了。我心里愈发不自在，对一个自己很熟悉的女人突然掉眼泪都没有办法，更不知该怎样应付一个陌生妇女的哭泣。特别是还当着自己的学生。盼着沈大夫快回来为我解围，她肯定比我有办法应付这些养育灾难也被灾难养育的母亲。窗外漆黑，各个房子里都有说话声，不知沈大夫被什么样的学生或家长围住了，她又是怎样应酬的呢？于青看出了我无所措手足的窘相，解劝她妈妈止泪。

妇女眼泪来的容易，收回去也容易：

“汪校长，我是打心里感激您才忍不住哭的。于青这孩子从小就爱唱歌。她是先学会唱歌后学会说话。上完小学二年级就休学了，天天抱着收音机学唱歌，学识字。能有现在这点化知识全是通过唱歌学来的。”

天哪，靠背歌词认识的那几个字能够学医吗？她是怎么通过考试的？靠唱歌把平军的心和耳朵都唱软了？

“她没有伙伴，也不能跑出去玩儿，只有歌声是她最幸福的收容所，一钻进去就把一切忧烦都忘了。她醒着的时候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一个演员，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才敢登上舞台，有好多人听她唱歌，为她鼓掌。想不到今天她的梦变成真的，真的比梦还要好。有这么多领导，这么多记者，给她录音，为她拍电视。校长，这对她太重要了！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碰上过喜事，谁会用正眼看一个残废孩子呢？要不是你们办了这个残疾人学校，怎会轮上她出头露脸？也许从今往后她的生活真会发生改变……”

我不知为什么突然走神儿又想到了杨康，他的妻子和那个姚克宗，也许他们该把那个流氓送到我这儿来……

她的眼泪随着她的话又流出来了。于青也在旁边陪着母亲抹眼圈儿。让一个残疾人当众说几句话或唱一首歌对他们的心灵竟有如此强烈的复苏性震撼，抑或是巨大的慰藉。今天这风头可出得有价值！以后我为什么不多为学生组织一些让他们有机会表现自已的社会活动呢？

母女俩并不想马上告别离去。我请她们坐下，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等待着她们说完她们准备好要跟我说的话。在她停顿的时候，出于礼貌我也问一两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实际上我的脑子很难集中，眼晴看着她们，心里常常想到别的：

“您做什么工作！”

“在中学教。”

难怪她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么好。她的女儿即使一天学没上过也不会成为盲的。

下面我似乎应该询问于青的腿怎样残废的。对这个问题不问不合适，好像你对人家的残疾一点不关心。问也不大合适，触动对方的痛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非道德君子所愿为。医生则除外。有人愿意向别人讲述自己的不幸，有人则非常厌恶讲述自己的事情。健康的正常人又总是对残疾人抱着某种不同程度的好奇心，他们残在何处以及因何致残的等等。我固然多年行医，常见伤残，特别是最近，几乎天天都是满眼伤残：由于我跟伤残人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我看伤残的角度也不一样了。好奇心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也许是对他们加深了理解和同情的缘故。

做为一个残疾姑娘的母亲，她心中的忧烦积压太久太多。需要疏导，需要宣泄。跟别人谈自己不幸的女儿的不幸，几乎是她唯一重大的永恒的话题：

“于青从来不知道健康人的生活是怎么回事.到五岁还不会走路，以后能走了也是一拐一拐的。到八岁才上学，每天都是我用自行车把她送到学校。刮风下雨同学们有时也会把她背回家。当然有更多的人是嘲骂她，公开地只喊她‘小拐子’！对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来说，歧视无处不在。她还太小太嫩，自卑感来的快，忘的也快。凡是学校组织的活动她都参加，居然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

于青在母亲身边没有丝毫娇气，倒有些不耐烦：

“妈，你又说这些！”

母亲却不愿意让女儿打断她：

“跟你们校长我什么都可以说。于青十岁的时候后脚掌磨起一个水泡，剪破后露出红肉，住院两个多月不合口儿。医生不让她下地，她憋不住有时偷偷拐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后来脚跟的骨头就露出来了，发展成骨髓炎，连续发烧。我们带她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去治，大夫一检查就说得截肢。我当场就背过气去，眼看她就没救了。人的一生既漫长又迅速。她父亲也不敢做主，叫她自己拿主意。当时于青还不满十五岁，却已经有很强的自治力。被病魔缠的不论心里承受了多少痛楚，脸上也不表露出来。她不同意截肢，叫我们把她背回家去。她说就是脚后跟起了个水泡，破皮后还不愈合哩，截去双腿剩下两个碗大的口子怎么能保证会合口呢？既然反正都很有可能要死，不如留住两条腿。坏腿也比没有腿强……”

听着她的叙述，我感到自己的下肢开始发麻，似乎也要瘫痪。对面的学生宿舍里喧哗声愈来愈高，还夹杂着一些叫骂：

“混蛋，就不替你老子想想！”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好请于母原谅，起身往外走。于母话未说完，只好长话短说，跟在我身后边走边托咐：“于青这孩子早熟，也许是肢体越残废的人神经越健全、越敏感。因此对痛苦的感受也就越强烈。她又不愿多说话，宁肯一个人唱歌。务请汪校长多费心，有什么问题及时通知我。”

“妈，我不是小孩子！”于青不高兴地停住了双拐。

“你也不是大人。”母亲也只好停住脚，准备在黑暗中随时可以搀扶女儿，“我在跟我们校长说话，你干什么老插嘴！”

我趁机跟于母握手告别。叫她放心回家。然后循吵闹声来到一间男生宿舍。这里已经拥挤着很多看热闹的人，沈大夫也在场。大家闪开路让我进屋。有人喊：

“校长来了！”

“好，我让校长管管你！”

说话的是位秃发老者，站在临窗的单人床前，一脸无可奈何的凄苦相。坐在**的是个独臂少年，低头不语，任别人说得天旋地转，他岿然不为所动。

老人求救似地望望我。

“怎么回事？”

我在沈大夫旁边坐下。沈大夫向我解释这件事的始末：“他叫高长起，都十九岁了还像个小孩子，离不开家，离不开大人。他父亲在这儿已经陪了他三天，买了今天夜里的火车票要回去，他死活不让。要么他父亲留下来陪他一块上学，要么他跟他父亲一块回家。反正他父亲去哪儿他就要跟到哪儿。”

不用问，高长起在家里准是个剩宝贝。他认为自己是给他爸爸上学，留下何益？我这里不是幼儿园。不能因为他晚熟就像哄孩子一样娇惯他

老人见从我这里得不到帮助，只好再去求他的儿子：

“长起，咱在家里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我把你送到这儿就回去。你得学点本事，将来自己养活自己。我不能养你一辈子、管你一辈子。有一天我蹬腿闭眼了，你靠谁呀？”

他儿子照旧不吭声，不抬头。

屋里的热心人又开始帮腔。这个重申残疾人掌握一门一技之长的重要性。那个自告奋勇愿意照顾他，保证让他比在家里过的还舒服。我可不赞成打这样的保票。大家为什么都爱管别人的闲事？难怪中国人老是长不大。

老子总是往好处想自己的儿子。高长起的极有个性的沉默，被他父亲认为是动心了，听话了。老人想趁机脱身：“就这么办，长起。要听老师的话，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高长起那只尚好的手突然死死抓住他父亲的衣襟：

“我跟你一块走。”

“长起，你就当是给你爹上学还不行吗？我求求你啦！”

老人“扑通”一声冲着儿子跪下了。

屋里人一下子全都傻了。谁也想不到一个慈爱的心强命蹇的父亲在儿子面前竟软弱无能至此！也许他们还有说不出口的隐衷……

沈大夫劝说老人起来。其他学生的家长则申斥高长起：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想把你老子逼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