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刚才那场面、那群人，就恶心。肚子里没有食却胀鼓鼓的。汪治国，说心里话，如果留下你坐在费小姐身边吃饭，那宴会还会让你恶心吗？恐怕就是香喷喷、美滋滋的了。人嘛，还不都是这两下子。别来这一套！你如果从骨子里厌恶这群人，耻于参加这样的宴会，压根就不会到这个你不该来的地方来。李局长拉你来赴宴明明是耍你，或者是借你耍高经理，你却当真了。当时心里不是还颊为高兴、颇为得意吗？自取羞辱，吃了个大窝脖也是自找！你也不能算成熟……

这样一想，我心里的火气开始减弱。本该如此，从你接受人家任命当个小官的那天起，就老是处在一种被动和软弱的地位上跟领导打交道。你有志气吗？往汽车底下钻！在电线杆上一头撞死！不敢——那就凑凑合合地活着吧。人嘛，就是这份德性。一方面抱怨生活的无聊像无边无际的黑海洋，一方面还活得有滋有味。得势了，有张狂的理由。失势了，有苟活的根据。咒骂自己、鄙视自己是给自己顺气的最好办法。即使是自视甚高、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也能默默忍受自己一顿臭骂。人家当官都是有尊严，我当了这几年院长却把自已做人的尊严弄得破碎而模糊了！

公共汽车像一只笸箩，从这一站筛到下一站，一站一站地晃**。我站在车头高出一块的台子上，看着一车厢无精打采的脑袋，像元宵一样滚来滚去。六月流火，热浪卷着尘土从没有玻璃的窗口灌进车厢。人们被烤蔫了，筛昏了。我也算是公用公司的一名职工，对公共汽车却一直感到陌生，建立不起感情来。只要这个社会分等级，世间万物就有等级。它的一切制度、政策、福利也就是先为当官的考虑，让上层舒服满意。下层则是赶上什么算什么。好了好讲究，穷了穷对付。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忘了自己的阶层随便上人家的小汽车，反把自己的自行车丢在家里。记住这个教训，以后再有人用小汽车来接我出诊、开会、赴宴等等，我要先问好管送不管送。倘若不管送就请捎上我的自行车，或者我宁愿骑自行车去。

我赶回医院，食堂早下班了。好在饿上一顿两顿的对我是家常便饭。最难办的是平军和几个好事之徒正在眉飞色舞地议论向香港明爱中心申请赞助的事，一见我回来非要问我宴会的气氛怎么样？费小姐又谈了些什么？坐谁的车回来的？我为什么不参加下午的汇报会以及为什么这样快就赶回来了？等等。

叫我怎么说呢？我能忍受羞辱，别人不一定能理解。受了气我能想得开，别人不知会怎样看我？同事的好心、热心、无边无沿的同情心、不费力气的义愤之心，实在是我的负担。只会使我更尴尬。人一生有许多隐秘的耻辱，需要一个人偷偷地慢慢地咀嚼、玩味。将隐秘的耻辱公开就更觉耻辱。但是这件事我不说也瞒不住，索性实话很说。把自己说得比被撵出宴会厅时的实际感受更难堪、更狼狈、更窝囊。你把自己嘲骂得过了头，别人还能再说什么呢？

平军苦笑着摇摇头：“你呀，太软了。我要是你，就一屁股坐在外宾的身边，看他们能把你怎么办！要知道人家外国人是冲着你来的。”

我赶紧更正他：“是冲着咱们学校来的。”

“那还不是一样。告诉你，宴会少吃一顿没关系，不会少长肉的。要钱的事和去香港学习的问题你可不能退！”平军瞪起眼珠子。去香港不会少了他。目前八字还没有一撇儿，何必这么着急！

“预算怎么做？”我赶紧把话题转到正事上。

“要三十万人民币。”

“要这么多？”我吓了一跳。“别狮子大张口把人家也吓住。

如果人家以为咱是穷疯了，最后一分钱也不会给。”

“你说要多少？”

“有十万元足够了。反正也不能重盖教舍，无非是买点教学设备，给教师增加点讲课费，适当地改善一下学生的生活条件，这能用多少钱？要知道人家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赞助，没有责任非得白送给我们钱不可。我们的市政府、民政局、还有我们的顶头上司，有义务也应该帮助我们，不是连一分钱也不给吗？我们向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香港小姐要这么大个数字合适吗？”

“是她找的我们，又不是我们找的她。要多在我们，给不给不是在她嘛！既然张一回嘴就大大方方的。不要白不要，要一次就像一回事。要的太少了反而被人家认为咱没见过世面。

小里小气像要饭的，还能干大事情吗？”

他说的也有道理，这种事还是依着他为好。

整个下午不论我坐在办公室里还是走到什么地方，都得回答这样的问题：

“你什么时候去香港？跟谁一齐去？”

“明爱中心能给我们多少钱？这钱你打算都用在残疾人身上，还是医院里的职工也有一份？”

“别忘了你首先是我们医院的院长，其次才是附属残疾人职业学校的校长。去香港不能光带学校的人去，应该跟医院一家去一半。你一碗水端平行不行？”

“没有医院哪有学校。如果我们不看病了，都去学校教，行不行？”

小赵、小钱更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机会，甚至准备叫我从香港给她们买什么东西都想好了。而且不必交钱给我。给我人民币到香港也不能花。依她们看，我在香港呆好几个月，凭我的医术，凭费小姐对我的器重，不用犯愁会没有大把的港币。

好像我真的明天就可以去香港。我可不能为没影儿的事再造成什么误会，凡有人问，就耐心做解释：

“费小姐不过是顺嘴溜出的一句客气话，也许是有嘴无心的一种应酬。你们就当真了吗？”

“人家跟你客气的着吗？这种事是顺嘴乱说的吗？”

“即使是真的，究竞谁能去香港还说不准呢。”

“谁不去都行，没有你不行！”人们说的那样肯定，仿佛他们是明爱中心的第二代表。

好像我本人不愿意去香港，还需要他们的鼓励，或者是我故作姿态，拿捏人。人们对残疾人的热情突然高涨起来。钱瑛和赵力力平时明合暗不和，最好为望风捕影的事争风吃醋，今天突然联合一致，反倒希望那位修长洒脱的费莉娟小姐对我越看重越好。这就是她们曾多次暗示给我的对我的真实感情。我在她们眼里肯定不如一件她们渴望得到的洋货更值钱。赵力力对我已相当疏远，突然又亲热起来，钱瑛刚松了一口气，神经又紧张了，背后把小赵骂的更不是人啦，她说叫我买东西是假的，目的是搅得小赵也买不成。女人的小心眼儿，难以捉摸……

我的兴奋逐渐冷却。费小姐未必是我的福星，也许是一颗灾星。又烦、又饿、又累，头往椅背上一靠，闭上眼想休息一会儿，也好冷静地想想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理出个头绪来。香港叫准去呢？沈丹实、平军是非去不可的。我心里希望白星春能去，但她是医学院的老师。带一个编制不在我们医院的人去，医院里那些红了眼的医生定会大闹一番。我们四个都走了学校怎么办？最好分两批，学生一放暑假先去两个。沈丹实家里离不开，那就是我和平军先去。下一批也让沈大夫带个女同志去，方便，彼此好照应。今天晚上见到费小姐都向她说清楚，定死。

老郭冷不丁站到我面前，面色灰白。

我一激灵：“你找沈大夫？她中午就回家了。”

“不，我找你。”

“找我？”

“我要走了。”他说完就转身。

“你去哪儿？”

他已无影无踪，真是怪人！

我突然睁开眼。我肯定刚才并没有睡着。也肯定看见老郭进门来了。然而即便秋下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老郭此刻能到这儿来。除非他有魂灵……

我感到脊背上渗出冷汗。脑袋昏昏沉沉。像逃避什么东西似的离开了办公室，要找个有太阳、有生气的地方呆一会儿。然而太阳也迷失了方位，这时应该在西方，却悬在北方，光线苍白而冰冷。这是个冻太阳。让我失望的太阳。我寻找它，别人却在躲避它。大墙边、屋檐下，树荫里，凡荫凉的地方就有学生在用功，或单兵独马，或三三两两，他们拼命为考试做准备。我没有给他们提供真正的校舍，这些简易棚的顶子只糊了一层薄薄的泥巴。即使是此刻这种病恹恹的太阳也能毫不费力地就把它晒穿，使棚里变成蒸笼。宿舍里拥挤，教室里也不宽敞，上自习课只好放羊。又没有校园，甚至连个稍微安静的环境也没有，医院里人来人往、又脏又乱。只有到医院下班了或大清早还没有上班的时候，学生们才敢抱着讲义钻出抗震棚。

我在他们面前走过，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一种自已被残疾学生所需要的感觉安慰了我，鼓励了我。

力量有不同的类型，残疾人不见得比上午来的那些领导人软弱。我是他们的教师，又何必自轻自贱呢？应该引以为荣，对得起他们！

于青和几个女同学在教室里互相提问。她的课桌上放着一块湿手绢，不停地用它擦眼晴。我走过来叫她抬起头来：

“你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