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经理办公室主任周冠五，急眉火眼地冲进我的诊室。他可不是我们这里的常客，是医院请都请不到的人物，需要什么针药捎个信来只会有人给他送去。神色怪异，既有求于我又带着命令的意味：
“汪大夫，快收拾东西，把针、药、按摩器等你的所有家当都带上，跟我走。”
“出了什么事？”
“当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然还用的着我来请你？丰田车就在外面，快！”
我应该猜得到他是来请我出诊。找我还会有别的事吗？
“可眼前这些病人怎么办？”“找个别的大夫替你一下。”
“这些病人都是冲着我来的。”
“我也是冲着你来的！”
不错，他一个人的分量比这里一堆人的分量还重。别无选择，我拗不过他，只好叫赵力力告诉病人，愿意找其他医生看病的请自便，一定要叫我给看的请明天上午再来。我不能失信于自己的病人。
和周主任相比，赵力力那一点骂技不过是小儿科，倒显得还有几分可爱。而周冠五不过是个处级公司的科级主任，到我的医院来去都如入无人之境，他已用不着骂，用不着说什么，也用不着对那些无职无权只能排长队的病人多看一眼，几乎是不容分说地就把我从病人和女人的包围中解脱出来。然而我憎恶这种解脱，它是又一种陷入。我身不由己地被他从自己的诊室里抢走的，任尊敬我相信我的病人着急生气发牢骚骂街全不顶用。这里也是人命关天！中国人也真是不争气，既然生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生那么多病？他们也许会以为什么地方出了大事故，有了十万火急的危难病人，才这么风风火火的把我接走。普通的不了解情况的群众还能怎么想呢？
坐进了小汽车我才问：
“谁病了？”“高经理。”
“为什么不送到医院来？”
“这里条件有他家里好吗？”
是啊，医院里还不如一个处级经理的家里条件好，居然还有人争着想当这样一个医院的院长，这样的院长不过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家庭医生。而且是不付费的家庭医生，这就比奴才还不如了。有权力把大夫请到家里的人，谁愿意到医院里来排队呢？我克制着又一阵袭来的晕眩和恶心，不再说话。
撕开那封正阳县的来信，一张红格纸上写着几行拙劣的字：
汪大夫：
您对我的请求还没有给以答复。您还记得自已说过的话吗？我日夜盼着您能送给我一个好消息，指给我一条生路。
连下跪也不能的残疾人
刘莹
又是这个刘莹，她求我不是给她治病。而我只会治病再无其它本事。只有权力才能救她，要不要跟高经理讲一声？他有能力帮这个忙，可他会帮这个忙吗？我恐怕没有这个勇气，也决不会求他的。当官的对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总是十分冷淡的。
高群生经理，公用公司强有力的人物，我们医院的顶头上司。那肥厚有力的下腭永远像咬紧的老虎钳子，是铁的手段的象征。张开口的时候也一贯用强硬语气说话。据说公用医院就是他从市里捡来的，它的前身是市立第四医院，还没有完全建好就被“**”的狂涛巨浪给冲垮了。高群生出山后开始收破烂儿，招兵买马，自己有个医院用起来总是方便些。公用医院的人都感激他，包括我在内。这百八十号人毕竟有了个干活领工资的地方。谁管都一样，谁给钱就听谁管。这个医院里有两种人，一种是货真价实的医生，甚至是出类拔萃的医生，由于政治上失意或命运的捉弄等种种原因，变得爹不疼娘不爱，进不了像样的大医院，只好流落在此暂栖身。还有更多的人，不知以前是干什么的。也许什么都干过，唯独没有行过医。也不知都是怎么进来的，大概像我一样走投无路、饥不择食地送上门来或者为了图轻闲、图医院的名称好听通过社会上的各种渠道，特别是公用公司的关系流进来混进来钻进来的。对这些人来说，到哪里去找公用医院这样的好地方？有人给钱，没人管事。当然那是说别人，我可不愁没人管。只有好事人家才不会想着我。每天从八点开门到十二点吃午饭，下午从两点到六点，医院里就很少有病人不排队的时候。我老是奇怪哪来的这么多病人？十几年来我总感到全市有一少半的人被我切过脉了。别看大街上磨肩擦臂、万头钻动，能有几个没毛病的好人呢？我成天忙得连喝水的空都没有，似乎是白忙、瞎忙，治表不治本，越治病人越多，越治病越难治。真是医道高一尺，病魔高一丈。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大地球，八成是出了什么毛病，把我累死也不管用。老实说，医院里像我这样忙的没有几个人。这是公司领导对我的照顾。谁叫你是头头呢？你不是不想叫别人说闲话吗？你不是名气大吗？病人不是都喜欢找你吗？”那就成全你吧！他们总怀疑我会在工作时间写论捞外块或者搞我的“子午流注”研究。只有上边的头头派车来接我去看病时，才没有人敢挡驾。虽然有人心里未必舒服，但嘴上不敢说什么。这心里未见得就愿意给头头看病，对一个医生来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占工作时间出诊，暂时逃离一下医院里拥挤的气氛，我也乐得喘口气，放松一下。至于门外那些病人……算了吧，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也看不过来，这么多病人。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点病，真是能要命的病也不多。说到底还是人太多，生病的人太多，负责的医生太少。你稍微认真一点，不论是为了病人还是为了自己的事业，病人都会蜂拥而至，挤破你的门口。中国人生了病也是很朴实可爱的。等在门外的这些病人早早晚晚还得由我来给他们诊治，他们是有耐性的，今天轮不上明天再来。我是脱过了初一脱不过十五
高经理的客厅我来过几次了，不论侯门多深，当医生的进来不用担心会受到慢待。经理的家人远接高迎，递茶送烟。高经理斜躺在长沙发里，穿着厚厚的用杂色毛线织成的衣裤，毛茸茸像只受伤的狗熊。仍有几分威严，让人戒惧。脸上臃肿倦怠，强打精神睁开眼，眼底坠着的那个网兜更明显了：“治国不抽烟，给他削苹果”。经理夫人态度亲热而又得体：“还数人家汪大夫是好人！”我出诊有个习惯，不吃不喝，只管看病。有些家庭的气味，让我不能不警惕。做为医生我对任何气味都不在乎，病人身上无论多么肮脏、多么危险的部位我都敢触摸，且毫无厌恶厌感。做为一个平常人，我对进口的东西却格外挑剔，对气味出奇的敏感。上午有外人进过我的房间，到晚上我下班回到家里还闻得出生人的气味。妻子曾为此闹过别扭，以为我对她的品格产生了怀疑，骂我长了一个狗鼻子。狗鼻子算什么，据说嗅觉最灵敏的是苍蝇，能辨别五十公里以外的味道。中医大夫有一个有特异功能的鼻子，是多么幸运！不熟悉高经理的人，单凭他的头衔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家里会是这种气味。这个家庭大概是喜欢吃虾酱、臭豆腐、大葱、大蒜等刺激性强烈的食物。气味说不上来的复杂和难闻，我每次来须过了十几分钟以后才敢顺畅的喘气。当医生就得有这个本事，鼻子特尖，还得什么气味都能闻，装做若无其事。
“哪儿不好受？”
“昨天脑袋淋了点小雪，实际是半雪半雨。回来后咳嗽头痛，恶寒发烧，浑身肉皮铁紧，碰哪儿哪疼。”
我让他伸出舌头：“再伸长点”。舌苔薄白。脉浮紧。症属邪在太阳，肺卫不宣。我取出银制馋针，浅刺鱼际及肺俞穴。
“怎么不用金针？”
“不是金的就比银的好。哪种针对病有效就用哪种。一会儿保您出大汗，汗一出病就好。”
“也不给我放音乐了？”
“不必。”
“看来我真是老了，只烧了一天浑身的骨架像散了一样。治国，扎完针，用你那音乐如意按摩器给我通身到下好好揉巴揉巴。”
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感到屈辱和恼怒。他是我的病人，可仍然是我的上司。我在认真为他治病，可还得受他的指挥。我做医生的尊严和意志受到侵犯，多么可悲！刚才我还庆幸自己能出来缓缓劲，偷点懒，仍下一帮眼巴巴想求助于我的病人于不顾。此刻我宁愿累一点多治十个普通病人，也不想伺候一个这样的特殊病号！表大爷周如清的师祖据称是御医，常进宫给皇上看病。我常被召去伺候市长、局长、经理等等有头有脸的类似土皇上式的人物，算是什么医生呢？医术越精越难保住自我。轻闲自在是庸医。医院里还有多少人在妒忌我，他们托我买电冰箱，买彩色电视机。“你常给头头看病，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嘛？你说句话人家说会把东西送到你家里。”我不做解释，解释也没有人相信。
高经理开始冒汗，那张仿佛没有骨骼的平脸现出生气。
“治国，我算服了。你真是神医，手到病除！”他比平时亲切随和多了
他的家人们也像其他那些因亲人得救而变得嘴灵舌巧的普通病人家属一样说着俗不可耐的却是真诚的恭维话。我拿起用宝石做的如意按摩器，准备再为他用气功点穴按摩。没有比当医生更下贱的职业了。他的儿子从里屋搬出一个巨型收录机：“放什么曲子？”
我从兜子里拿出《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高山流水》，不直接问病人，而是吩咐他的儿子：“问问高经理喜欢听什么曲子。”
“流水、流水！”
我感到恶心，一句话也不愿多说。医生是最善于克制自己的，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声色不露，排开胸中的不快，运气行功。按照“子午流注”的规律先朝开启的穴位下手。我的气血通过指尖的宝石变成一股热力注入他体内，传导经络内达脏腑，外通四肢。圆滚滚的指形玛瑙，坚硬无比，套在我的十个手指上，便于发气用力。它按到病人身上却是柔软的，并不感到**扎肉硌骨。凉浸浸的玛瑙按摩器一会就变热了，我的双掌像烙铁一般。他心**神弛，浑身酥软，悠然似仙。哼哼唧唧，“噢——好美！治国，你让我过电了——我好像喝醉了。晕晕糊糊，真舒服——我要睡着了……”
他的叫声让我那么厌恶！我本应该对病人的这种反应感到高兴。他昏昏然然进入美妙的假寐状态。
我却越来越感到双手沉重，使不出力量。身体虚飘，头晕眩如飞转的陀螺，眼前一片白蒙蒙雾气缭绕。高经理臃肿庞大的身躯在我头顶上旋转，我的双脚倒似踏着天花板。但心里非常明白，手指并未按错部位。我这是怎么啦？近来老出现这种空虚虚的头脚倒置的幻觉，是什么征兆？
忽然，气血倒流，如闪电般轰开了我的大脑。真混，耍蛇的被蛇咬，这还用问吗？今天我要走麦城！
我四肢瘫软跌坐在地板上。心里仍很清楚，我不会出问题。只是不由自主地想闭上眼睛。我太累了，浑身的骨架都散了，象一堆烂泥摊在地上。尽管脑袋轻飘飘地像汽球一样要腾空而去，被死沉的身体坠住飞不起来。
太阳像一朵枯萎的**，在肆虐的黄风里飘来**去，转眼便四零八落，惨兮兮掉进了正阳县城。剩下一点冷冰冰的余辉残瓣，也很快被飞沙走石所吞没。县城离着火车站还有四里多路。真不理解，当初的建设者们是怎么考虑的？如果是先有的县城，为什么不让铁路修得靠近县城呢？倘若是先修的铁路，为什么不挨着铁路建城池呢？这条路我以前走过无数次，可从来没动过这份脑子。看来还是灾难促进人思考。
天空翻倒红沙，如倾盆大雨。狂风自上而下、从地到天地加以搅拌。宇宙间便形成无数条黄龙，张牙舞爪，飞旋撕咬——倒也壮观。这大概是北方独有的奇景。这些年，每到冬天，总要下这么两回沙子。我喜欢在大雨或大雪中行走或骑车。我虽是北方人，老也不习惯喝西北风、吃沙子。幸好还是顺风，狂风助我七分力，我只要心里想着要抬腿，不必用力，狂风自会把我的腿脚抬起来，推着我大步朝前迈。意领气，气到力到，力到风到。路上寂寞，有风沙作伴，苦中想乐，倒也自在。戴上变色风镜，眯起双眼，紧闭双唇，只要不让砂子钻到眼睛里和嘴里就行了。我能随遇而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点耐性。全身放松，借助风力，跌跌撞撞，像个醉汉。好在路上没有行人，一条大道任我逍遥。估摸走出了二里多路，鼻孔里仿佛浇注了钢筋混凝土，渐渐地不通气了，只好张嘴呼吸。这下可实实在在地饱尝了风炒红沙的味道，略腥，微咸，少汁，苦涩，一股不吉祥的味道。我在这条路上走了多少年？没有几千年也有几百年。耳朵眼儿好像长出一篷草，大衣领和脖子的缝隙里长出一棵树我分明感到那棵树的根须夹带着泥沙在我后背上痒痒地爬动，正吸取我皮肉里的水分。每一颗砂粒都像一根吸管附着在我的皮肤上，这沙子愈积愈多，干燥、麻痒、粗砺。我感觉得出来，自己体内的血液、水分，被这铺天盖地的红沙吸干，挥发掉了。我成了一个会移动的人干儿。如果有肌肉，也是沙子做的。我忽然明白，新疆的沙漠里为什么多出木乃伊。我如果不慎跌倒，被风暴卷进路边的田地里，红砂将我埋住，几百年或几千年以后，保准是一具有价值的木乃伊。
风声哪有鹤唳好闻。隐约真的有哭声传来。我并不惊奇，当医生的什么事情没有碰到过？愈是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的恶劣天气，人们愈是要出事，医生也最忙。要不还算什么行医行善、救死扶伤？见多了不怪。我歪歪斜斜一路胡乱走来。脑子里也胡思乱想，打发路途寂寞。哭声由断断续续的变成连贯的。再走几步我听得更清楚了，好像还是一男一女。前面有一团模糊的影子，像沙丘一样挡在路中间。我加快脚步，医生的神经绷紧了。没办法，这是职业习惯。我知道，前边那两人是在等我。尽管他们自己对这一点并不清楚。但是我清楚，这是天意的安排。让他们在这风暴中摔伤或者急病发作，此时此刻在这红砂弥漫的荒凉土道上决难再遇到人迹，更不要说是肯救苦救难的医生了。可老天偏偏就让我在这时候路过此地，救他们一把。有缘在危难中碰到我的人也决非等闲之辈，不是命大就是有福。每隔半个月我才到这正阳县医院来一次，半天看门诊，半天为医院的疑难病症会诊。这还是因为我在“**”中落难正阳县东各庄，没受什么罪就被借调到县医院当大夫。回城后为报答这保护之恩，才有这每隔半月我来出诊一次的协议。一般病人要挂上我的号也不那么容易。荒天野地的我自己送上来，能够消受得起这份机缘的人还不是福大命大吗？
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倒像两个用红砂堆出来的土人，紧紧搂抱在一起。中间支着两条木拐。我猛一看以为是有六条腿了，可上面分明只有两个脑袋。他们哭做一团，哭哭说说，说上两句就哭得更凶。一个声音苍老，一个声音娇弱。他们在呼唤我：“汪大夫、汪治国！”我只要一睁开眼就可以回到高经理舒适的客厅里。可我宁愿在铺天盖地的风沙中和那个拄双拐的小姑娘多呆一会儿。大地震的前一天晚上，女儿还给我出过一个谜语：“生下来四条腿，长大了两条腿，老了三条腿。”我当时怎么也猜不出来这是什么……
“小莹，跟爸爸回家吧。就当你疼我和你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