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收割。

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样，哪个品种欠收，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场院里。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土地的面目，看出自已的真相。

收割是喜悦的，也是严酷的。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获。

回想我和学的缘分，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学的即兴式的爱好，后来能成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外力的推促一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其他的生活理想破灭后往往喜欢投奔学，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旦被学收容下来，麻烦就会更多，于是人生变得丰富了。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最后被彻底地放逐到学这个活火山岛上来了。

因此，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于关心它的学。于是当代学和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学的想象力得益于现实，又不能见容于现实。我尝过由上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也知道被报纸一版接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因小说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不要说有些读者会不理解，连我本人也觉不可思议，集的每一卷中都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过“争议”。“争议”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真正含义是被批评乃至被批判。这些批评和批判极少是艺术上的，大都从政治上找茬子，因此具有政治的威慑力，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平静气氛。

值得吗？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是现实拖累了学？还是学拖累了我？

这就是我以及学无法脱离的时代。

说来也怪，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像狗一样在追赶着我，我稍有懈怠，后面又响起了狂吠声，只好站起来又跑。没完没了的“争议”，竟增强了我对自己小说的自信心，知道了笔墨的分量，对学有了敬意。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丢失的了，在创作上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当一个人经常被激怒、被批评所刺激时，他的风格自然就偏于沉重和强硬，色彩过浓。经历过被批判的孤独，更觉活出了味道，写出了味道。我的学结构并非子虚乌有的东西，它向现实提供了另一种形式。

当然，我也获得过许多奖励。其实批评和奖励都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东西，它最大的功能是督促我去追求一种更强有力的叙事方法。

无论读者怎样评价这套集，它都是我的一种自传，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一个投影。我唯一能说的是对得住自己的责任和真诚。

经历了争争斗斗，七批八判，如同庄稼经历了自然界的干旱、雨涝、风沙、霜冻、冰雹，仍然有所收获，仍然保留了一份坦诚，一份自然，人格格仍然健全，我忽然又生出了几分欣慰。

艺术说到底，还不就是求真、存真嘛。

面对自己，发现这十儿年来对创作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199年到1983年算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写得积极严肃，快而多，收在集中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阶段写的。写了以《开拓者》、《拜年》为代表的一批工业社会领导层里的人物和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代表的年轻人。往往这一篇还没有被“批深批透”，我的新作又出来了，使某些人批不胜批。

这个时期我的情感以忧、思、愤为主，学的责任承载着现实的严峻，视真诚为创作的生命。尽管这真诚有点沉重，有时锋芒直露，对前途倒并未丧失信心，甚至对有些人物还投以理想的光焰。就这样，形成了这一阶段我的创作基调，或者说我已经意识到自已的风格了，并有意强化这一风格，追求沉凝、厚重，跟学较劲，努力想驾驭学。

自198—1989年，想摆脱自己的模式，扩大视野。学不应该以题材划分，作家不应该被题材局限。这个时期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饥饿综合症系列小说”。这个时期的情感和创作基调是沉静，沉静中有反思有热望。冷静地观察和思索，并未使我脱离现实，相反倒更重视学的现实品格了。冲出工业题材的束缚，对工业社会的熟悉更有助于我探索和表现工业人生。我的学天地开阔了，能够限制我的东西在减少，创作的自由度在增长。

这个阶段对我是至关紧要的。走出了自己的阴影，也走出了别人的阴影。这很难，但很值得，没有这个阶段的变化就不会有今天的“收割”。我想人的所谓的“昙花一现”（像昙花那样烈烈轰轰、辉煌灿烂地一现也很了不起，不应该受到嘲讽，也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就是不能突破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格和题材的局限，从始至终都是“一段作家”。

自1990年以后，我不再跟学较劲，不想驾驭学，而是心甘情愿、舒展自如地被学所驾驭；超脱批判，渗透悲苦，悟出了欢乐，笑对责难和褒奖，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自觉正在接近学的成熟期，进入创作的最佳阶段，各方面的准备都做得差不多了。这次“收割”实际是在我的播种期进行的，它只占了我很少的一点精力，并不影响正常的耕作。况且，收割后的土地会渴望着新的播种。

春种秋收，乐此不疲。

作者

199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