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志在挑选新人的时候，中国高层的领导人正在商讨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这次军事行动的规模。

显然，军方极力主张把事情做彻底，即出动主力部队攻占危地马拉全境，铲除军人独裁政府，然后在危地马拉进行全国大选，建立民主政权。政府高官则持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尽可能的缩小军事行动规模，以攻占危地马拉城为主要目的，协助游击队组建临时政权。

为了这件事，席存瑞在半个月内召开了八次军政会议。

说白了，如果连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没订下来，又如何采取军事行动呢？

当然，席存瑞非常清楚军方与政府的矛盾在哪。

十多年来，中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甚至没有参与过太多的局部冲突，军队早就闲出毛病来了。虽然在民族运动中，中队没有闲着，在世界各地都有行动，但是大多仅是规模很有限的特种作战行动，军方没有获得多少表现的机会，中国甚至没有因此而颁布与军事行动有管的法令。

可以说，出兵危地马拉是大战之后，中方获得的第一次打大仗的机会。

显然，对于那些时刻都想打仗的将军来说，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把一场局部冲突发展成地区战争，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

只不过，这绝对不是军方主张大打的关键原因。

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军方与军火商的关系。

大战结束之后，中队的处境非常艰难，大规模裁军、全方位的军事改革、三军司令部被整合到了国防部之下、职军人掌权等等，都对原有的军队秩序产生了严重冲击，让很多军人因此失业。

别的不说，大战结束的五年中，中队有近两千名将军提前退役。

虽然取消准将的改革没能推行下去。准将军衔依然保持了下来，但是到一九五五年底的时候，将领的数量已经由大战期间的五千多人减少到了三千多人。而且到一九六零年进一步缩减到了不到二千五百人。

军人的待遇尚且如此，就更别说装备项目了。

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就有八成的装备项目下马。很多已经进入采购阶段的装备项目都被撤消。拿海军来说，当时已经在建的战舰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保存了下来，其他的全部在船台上拆毁。

直到一九五六年，中队才开始重新采购新式重型装备。

显然，在这个艰难时期，军队的发展建设能够勉强维持下去，靠的不是政府，而是各大军火商。

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根据民间调查机构给出的结论。在一九五六年之前，规模最大的十二家军火企业至少为军方提供了二十亿华元的援助，只不过大部分援助都没有违反法律。比如，军火商主动承担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把维护保养已有装备的价格压到最低。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帮助，中队肯定会出问题。

要知道，在一九五六年，也就是中德关系正式决裂，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中德冷战正式拉开序幕，中队的很多武器装备都停留在大战时期的水准。根本不可能在下一场战争中取胜。

虽然德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没有好的武器装备，就意味着在下一场战争中需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如果没有军火商的积极参与，恐怕中队的很多装备项目都无法正常启动。

问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军火商是商人，即便不排除有部分军火商是坚定的爱国者，会为了国家与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但是这绝对不是说，军火商就会做亏本买卖。更重要的是，大型军火企业都不再是某个人当家做主，与企业有关的都得由董事会决定，而并非所有、甚至并非大部分董事会成员都愿意做亏本买卖。

军火商在军队上的投入，迟早会成倍的、甚至数十倍的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