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时代到来的时候，中国海军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在推动核技术进步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进行了第一次海上核试验之后不到半年，中国海军就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

这次，进行的是水下爆炸试验。

当然，目的不是为了证明可以把原子弹做成水雷，或者是可以把原子弹装在鱼雷上发射出去。

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检验原子弹水下爆炸的破坏效果。

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实验。

通过这次试验，中国海军发现，如果打击对象是战舰，那么原子弹在水下爆炸时的破坏效果要比在水面爆炸时强得多。主要就是，原子弹在爆炸的时候，绘产生超高压，而海水是传递压强的理想介质，而超高压能够直接破坏舰体，导致战舰沉没，对付潜伏在海面下的潜艇更加有效。

当然，这次试验还证明了一点，即原子弹的威力仍然不够大。

按照科技人员通过对搜集到的数据做出的分析，即便是一枚两万吨级的原子弹，在水面下五十米处爆炸，对潜艇的有效杀伤半径也不到一公里，而对水面战舰的破坏半径最多只有两公里。

显然，这不足以摧毁一支足够大的舰队。

此后，海军还参与了多次联合核试验，其中包括在一九五一年七月进行的第一次同时引爆多枚原子弹的核试验。

这次试验，安排在罗布泊的一处干枯湖床附近进行。

因为试验的模拟打击对象是一座滨海大城市，所以在试验之前，中方还挖掘了一条长达十多公里的渠道，从附近的河流往湖床里引入了数百万方河水，然后在湖床旁建设了一座面积达到了二十平方公里的模拟城市。

试验中，海军与空军的作战飞机同时投下了两枚原子弹。

结合在两年后进行的另外一次核试验，即第一次增强型原子弹的核试验。中方获得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数据。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原子弹的破坏范围与爆炸威力并不是线性关系。

也就是说，原子弹并不是威力越大越好，特别是在打击大型城市的时候，原子弹的威力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说得简单一些，用一枚五万吨级增强型原子弹打击一座大城市的效果比用两枚两万吨级原子弹要差得多。

显然。在打击大城市的时候，更适合使用更多的当量适中的原子弹。

这一理论。对中国的核战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比如，在此之后，中方就开始研制多弹头弹道导弹，而不再是以提高弹头威力为目的。又比如，这次试验直接推动中方的科技人员开始研究原子弹的相互干扰问题，即同时引爆几枚原子弹的时候，相互之间产生的影响。

在中国海军主持与参与的核试验中。最重要的一次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进行，即全世界第一次聚变装置爆炸试验。

原子弹的诞生，最有力的证明了狭义相对论的正确性。

只是，在原子弹问世之前，科学家就发现，除了通过裂变释放核能之外，还可以通过聚变来释放核能。更重要的是，科学家通过理论计算后发现，聚变释放出的核能要比裂变强得多。

问题是，在理论研究阶段。科学家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这就是，引发聚变所需要的超高温度是常规手段所无法达到的。要知道，让氢原素产生聚变反应，需要一亿摄氏度的高温。

这是个什么概念？

只有在太阳的内核处，才有如此高的温度。

在原子弹诞生之前，人类的任何技术手段都不可能获得如此高的温度。

结果就是，关于核聚变的研究，在原子弹诞生之前基本上停滞不前。

原子弹问世之后。科学家才猛然发现，原子弹爆炸瞬间产生了足够高的温度，高到足够引发核聚变！

也就是说。原子弹是进行核聚变的火种。

也正是如此，在进行了第一次核装置爆炸试验之后。中方的科技人员才开始对核聚变进行深入研究。

只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最初，科学家把重点放在了氢原素上，因为这是太阳的主要成分，也是最轻的原素。只是没过多久，科学家就发现，氢的两种同位素，即氘与氚更适合进行核聚变，主要是这两种同位素发生核聚变所需的温度要低一些，更容易达到。

问题是，研究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这就是，氘与氚在通常情况下是气体，而且冰点非常低，很难转化为液体与固体，而气体的密度太小。如果用气体进行核聚变，那么在发生聚变之前，将有大量的能量被其形态转化所消耗掉。这相当于提前吸收了用来引发核聚变的能量，也就等同于降低了在进行核聚变之前所获得的温度。

显然，这是不可取的手段。

要知道，原子弹在引爆的时候，只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足够高的温度，如果把能量耗费到其他方面，就不一定能够达到引发核聚变所需要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