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一日，在最后一次军政会议上，席存瑞正是批准了由总参谋部提交的，修改了部分细节的作战方案。

显然，继续争论下去，已经没有多大的价值了。

在席存瑞批准军方提交的作战方案时，已有两个陆战师与一个陆军的装甲团奉总参谋部的命令到达萨尔瓦多，地面作战部队的兵力接近四万。此外，陆军与陆战队的航空兵还向萨尔瓦多部署了近八百架直升机，空军部署到前线的战术飞机超过了一千架，还动用了近四百架战略轰炸机。海军集结到战场附近的航母已达五艘，还有两艘航母已经到达珍珠港，十天之内就能部署到位。

显然，这绝对不是一次规模有限的军事行动。

用一位坚决反对扩大军事行动规模的部长的话来说，军方在政府做出决定之前，就已经扩大了这场战争的规模。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军方在向政府施压。

如果政府迟迟不肯做出决策，军方就会一直向中美洲地区增兵，让政府丧失控制战争规模的能力。

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

说白了，就算已经给军队捆上了好几条锁链，依然无法彻底消除军队的影响力，军队依然是一个很强的政治实体。

关键，就出在一项法律上。

按照在一九五二年通过的《军事行动法》，在战争决议获得了国民议会通过，并且由总统正式签署生效之后，中国就将自动进入战争状态，总统开始履行最高军事统帅的职责，而在和平时期受国防部长节制的总参谋部，将在这个时候直接向总统负责，并且获得进行军事部署调动的权力。虽然在随后的一份休整案中。对《军事行动法》的某些条款做了修改与限制，比如在应对局部战争的时候，国家并不实行全面战争动员，总统也无权让国家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只能在军队内部实施有限的战争动员。又比如，总参谋部只能根据接下来的战争所需来调整军队部署的权力，而没有实施作战计划的权力。只有在作战计划获得了总统的批准之后，才能发起军事行动。但是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即总参谋部调整军事部署的主要依据是总参谋部制订的作战方案，哪怕没有得到总统的批准，总参谋部也有权提前进行作战部署。

这就意味着，总参谋部能在战争决议生效之后开始进行军事部署。

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总参谋部才把大批作战部队派往中美洲地区，做好了大打一场的准备工作。

事实上，这也意味着总参谋部在战争时期有很强的影响力。

说白了。军队是一头猛兽，政府是驯兽师。和平时期，这头猛兽被关在笼子里面，对驯兽师俯首帖耳。到了战争时期，当这头猛兽被从笼子里放出来，驯兽师也将无能为力，甚至会受到威胁。

所幸的是，拴在猛兽脖子上的铁链依然没有解除，而且掌握在驯兽师的手里。

必要的时候，驯兽师依然能够把猛兽关进笼子。

当时。席存瑞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军方的擅自行动，只需要一道总统令，就能让那些部署到中美洲的军队返回原先的驻地，只是席存瑞没有这么做，因为在与冯承乾谈过之后，他也认识到了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必要性。

在席存瑞批准的军事行动方案中，准许军方投入不超过三个师的地面部队、不超过一千五百架作战飞机（不包含直升机）的空中力量、以及不超过六支航母战斗群的舰队，去推翻危地马拉的军人独裁政府。攻占危地马拉城，控制出佩腾省之外的其他地区，扶持建立临时性政权。

这意味着。在这场战场中，中队至少会投入十五万兵力。

当然。这是全部兵力，不仅仅是地面作战部队。参与地面作战的部队，总兵力不会超过五万。

随后，席存瑞以中队总司令的身份，正式下达了作战行动开始的命令。

当然，这道命令晚来了一个多月。

要知道，在一九六六年底，打击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府与危地马拉政府军的作战行动就已经开始了。

只是，在这一个多月里，中国的军事行动仅限于轰炸。

虽然特种侦察兵部队已经进入危地马拉执行作战任务，但是大部分都是特殊任务，比如营救被击落的飞行员。在席存瑞下达作战命令之前，中队的正规地面部队并没有被派入危地马拉。

当然，这也是中队的一惯作战方式。

这一天，李承志也离开了西双版纳的特种侦察兵训练营。

在弓开怀提供的花名册中，总共有三十七名完成了全部训练、各个科目的考核成绩都达标的新兵。在这三十七人中，李承志挑选了一名精确射手、三名突击手、两名侦察员与一名机枪手。

当然，所谓的挑选，不仅仅是在花名册上圈出几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