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罗恩与席存瑞是同一个类型的领导人，而且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

与席存瑞相比，罗恩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在涉足政坛之前，他在德军中有长达十二年的服役记录，而且在退役时是帝国陆军上校。虽然在大战期间，罗恩没上前线，甚至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器，但是通过管理战争费用，罗恩在服役期间与众多德军将领建立起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为他后来进军政界，并且在政党内获得多数支持产生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说白了，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根本不可能诞生像席存瑞这样的国家领导人。

只是，罗恩在本质上不是军人，而是政治家，也可以说他是一名以经济建设见长的政治家。

当初，罗恩急流勇退就足以证明，他拥有优秀政治家所必须的长远目光。

当然，这也与罗恩在经济领域的才干有关。说白了，在一九六三年，罗恩就已经察觉到了经济危机到来的征兆。

虽然直到一九六四年三月，即以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里股票价格全面暴跌为标志的，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到来之前，仍然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从大战结束后开始的黄金时期永远不会结束，一些经济学家还搬出了很多理由，甚至有人把核武器都关联了进来。但是真正聪明的经济学家在一九六二年左右就察觉到了问题，并且通过论等方式发出了警告。

可惜的是，把这些警告听进去了的人并不多，而罗恩就是其中之一。

说白了，大势所趋。不管由谁担任帝国经济国务秘，都无法阻挡经济危机的到来。也就会不可避免的赔上其政治生命。聪明的政治家不会站在危机面前，而会站在危机后面，即在危机到来之后挺身而出，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获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从而创造辉煌的政治成果。

显然，罗恩是一名聪明的政治家。

虽然罗恩不是军事家，对新兴技术的了解也不够深入，但是他非常清楚中国当局通过提高军队的战备级别。增加处于战备状态的核武器数量所传达的战略信号，更清楚中国外长与总统特使身份访问柏林的原因。

说白了，如果不是事关重大，中国不会提高战略警戒级别。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紧迫的重大事件。而且是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有关的事件，中国外长不会专程来到柏林。

当然，最近发生的事情也确实不简单。

首相是墨西哥驻危地马拉大使遇炸身亡。而帝国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让罗恩有理由相信这不是一次偶然事件。

当然，始作俑者不是中国，而是危地马拉与墨西哥当局。

关键就是，墨西哥大使在一个最不恰当的时候离开了弗罗雷斯，而且其车队获得了危地马拉政府军的严格保护。

要知道。这很不正常。

在出行时间上就有问题，即大使出发的时间。正是中队轰炸最为密集的时候，在弗罗雷斯附近肯定有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在执行巡逻任务，而且这些战斗机肯定会攻击任何离开弗罗雷斯的军队。最重要的就是，危地马拉当局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军车肯定会成为中国战机的轰炸对象。也就是说，安排军队的车辆护送大使，等于在告诉中队，这是一支政府军的车队。相反，如果只有墨西哥领事馆的外交车辆，即民用车辆，还未必会遭到中国战机轰炸。还有一个疑点，即墨西哥大使在出行之前，没有按照惯例通过国际无线广播通信频道公布自己的行程安排。也就是说，中方并不知道墨西哥大使要离开弗罗雷斯，也就不会想到有可能误伤墨西哥大使。要知道，在轰炸弗罗雷斯期间，中队并没有打击外国领事馆。

总而言之，这起事件中反常的地方太多了。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危地马拉当局是最大获益者。

这就是，即便墨西哥没有因为大使被中队炸死而向中国开战，也会以此为由增加对危地马拉的援助力度，甚至会以不公开的方式派兵参战，而中国当局在无法证明墨西哥大使之死与危地马拉当局有关的情况下，也就缺少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的道义基础，自然只能对墨西哥当局的行动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应对措施。结果就是，中国将在这个弹丸之国付出更大的代价。

事实上，罗恩甚至怀疑帝国情报机构与此事有关。

说白了，这种足够导致中国与墨西哥开战的大事，如果没有帝国情报机构的支持，墨西哥与危地马拉当局都不敢自作主张。

只是，罗恩得到的答复完全相反，即帝国的三大情报机构都否认与此事有关。

还没等罗恩查清楚原委，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就让他更觉得惊奇了。这就是，中国驻墨西哥大使竟然在离墨西哥城上千公里的地方，死于一次意外的坠机事故，而且大使的家人也在该事故中身亡。

这次，罗恩在第一时间就获得了墨西哥当局提供的详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