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卧禁留灯、供水忌井泉，学道人行住坐卧要了解的规矩！

禁忌起源甚古，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在死者身旁撒红色铁矿粉粒，反映了我国原始人群的禁忌行为。

到了殷代，甲骨卜辞中常常有为了征伐、狩猎、祭祀而占卜的记载，其中所说做某事不吉就是禁忌的一种。

《周易》里也有关于禁忌方面的记载，其中小畜上九爻辞就说：“月几望，君子征凶。”

《礼记·礼义》中说：“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这就是说，忌日是亲属的死日，这天不做其他事，不是因为以死为不祥而回避。

所以禁忌并不一定就是否定其事，而只是规定忌日不做超越规定的事。

道教禁忌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以前有关禁忌的内容，并把它贯穿于道教信仰者的日常生活中。

道徒的行住坐卧、饮食起居以及各种仪式都有禁忌，诸如暮莫远行，卧莫烛，勿居崇奉六天及事山川魔神者之室，供水忌汲井泉，须于夜半子时取河水，或特忌斩衰孝子、新婚妇人、月信未断及疥疮废疾者升斋堂庭坛。

但就其涉及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始的自然崇拜

道教禁止北向便溺、北向理发、北向唾骂、北向解脱衣裳，或仰视三光，怒视日月星辰。

道教有《五斗经》，特别重视北斗，认为北斗“为造化之枢机，作人神之主宰······有回死注生之功，有消灭度厄之力。”说明道教禁止北向做污秽事是出于对北斗的崇奉。

其实，在我国，崇拜日月星辰之神起源很古老，殷墟卜辞就是“宾日”、“出日”、“人日”等的记录，这可能源于殷人对日神有朝夕迎送的礼拜仪式。

成于春秋或战国时期的《尚·舜典》有：“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所谓类、望是指对不同神灵的不同祭法。

“六宗”是被祭的对象，包括“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泰山）。

二、原始的动物或图腾崇拜

道教禁止食父母本命兽肉与自身本命兽肉，认为牛有功，犬有义，雁有序，鲤鳝朝北斗，故不得食用。

《上清黄庭内景经》梁丘子注释叙说：“忌食六畜及鱼臊肉，忌五辛。”所谓六畜，即牛、马、猪、羊、鸡、犬。鱼臊即生臊。

五辛，即生葱、蒜、薤、韭、葫、荽。但是，道教禁荤辛的限制并不是十分严格，这反映出禁食父母本命兽肉，是原始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思想的融合。

道教饮酒食肉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道教提倡禁酒，但认为飞禽走兽“能立治病”，“飞鸟走兽，水中生亦然，使民得用奉祠及自食”，《广弘明集》卷十二也说张陵时“杀牛祭祀二十四所”。可见早期道教并不禁食荤辛。南朝刘宋陆修静的《道门科略》才有三会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不得饮酒食肉”的规定。

道教禁忌与药物学、养生学有关。《云笈七签》、《杂戒忌禳灾祈善》和《禁忌篇》认为：“性调乎食，命延乎药”，提倡养性为主，辅以药物、饮食。在他们看来，人年四十以下，阳气尚盛，不宜全食补食，与中医对不同年龄的人用药不同的观点一致。

同时还提出一些治病防病措施，诸如“冲热汗出，不宜洗身”；“冬夏不宜枕冷物铁石”；“久忍小便脉冷兼成冷痹”；“凡新哭泣讫便食即成气病”；“凡欲见死尸，皆须先饮酒及咬蒜辟毒气”；“凡大汗勿脱衣，不慎，多患偏风半身不遂”；“长生之要，其在房中”，即要注意节制性欲，反对远行归还、大疲劳及醉酒、生病行房事，以上这些规定都有合理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禁忌反映了道教学者重视量变，力求不破坏身体各部分运动平衡的思想。

《云笈七签·禁忌篇》主张“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极视，坐不至疲，卧不至极”，“不欲极饥而食，不欲极渴而饮，食不过多”，“冬不欲极温，夏不欲极凉”，“五味不欲偏多”，做到“不欲甚劳，不欲甚逸”，反对久视、久卧、久立、久行、久坐。在一般正常情况下，这当然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

总的看来，道教禁忌严防“病由口入”，一方面十分注意公区卫生，规定：洗菜要三次易水；汲水要先洗手，并视水中有虫无虫，而且水须过滤方用；做饭时爪甲不准带垢；扫地当先洒水，不得扬尘，不得聚灰土于门扇后。

另一方面又忌食大量食物，例如，旧历正月禁食生葱；二月三月禁辛，勿食蒜子、蓼子、肝、肺，宜食麻子、巨胜子、李子；四月勿食大蒜；五月禁咸味，勿食薤、心、肾；六月禁酸，勿食茱萸；十月勿食椒；十一、二月勿食鲜鳞甲之物。四季勿食脾、肝、羊血。

早期道教没有对吃饭时辰做过规定，但全真道却规定“过午不食，菜禁兼味”。这说明道教在进餐时间上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对道教徒有所约束，当然还有纯属于宗教神学方面的一些禁忌。

诸如夜卧留灯令魂六神不安，举足向火对灶则招祸；竖膝坐而交臂膝上，头发覆面，皆不祥；夜作恶梦，早起含水向东异之即无咎；衣服有光振动三次，并说殃去殃去则无害；龟蛇灵异不可杀·····等等。

同时，由于道教禁忌与药物学有关，有的禁忌之法后来还变成了民间风俗流传下来，如端午喝雄黄酒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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